上海这座“东方魔都”吸引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工作生活学习。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此当然是非常欢迎的。据说侨居上海的外国人中，比例最高的人群却是和80多年前相同的一群人，他们就是日本人。

作者无意诋毁日本人，但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，对于这些民族性格分外迥异其他民族的人们，国人有理由“另眼相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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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由于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，民族性格十分内聚而排外，这样的民族如果加上法西斯式的强势鼓动激发，原本就狭隘的民族性会百倍千倍的畸形膨胀，平素和中国人尚能“和睦相处”的他们会一夜间就变得狂妄凶蛮,阴险刻毒！

日本人就像质量超级好的“弹簧”，平时被各种外界压力弹压，变得格外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一旦得势弹开，他们不管被压抑多久的愤懑怨气都会加倍释放！而狭隘的民族性又非常有力的将这些可怕的能量归总蓄积，也不管这些压力到底来自何方（多数其实还是他们的日本同胞强加的）现在通通指向一个方向——中国！

日本人这种不分是非善恶、盲目屈从群体利益的特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它可以使一个平素惯用娇弱羞怯语气谈笑、满脸笑意频频鞠躬的“日本主妇”，一下子也变成对中国邻家孩子都咬牙切齿、气急败坏的凶神恶煞！更可怕的是，平素势单力薄自感卑微的日本人，一旦看到群体的膨胀，就会争先恐后的“归附”，拼命卖力的“奉献”，以获得一份强大的“共荣感”和“归属感”。为了争取这种“归属感”，他们甚至比主体还要积极卖命，主体没有想到的他们甚至早早就想到。

所以抗战时期，在国外尤其在中国这样“敌国”中的日本平民，往往在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指使情况下，自己就凭借一颗“爱国忠君”的热忱，自发的从事“奸细”“破坏”活动！这种氛围下，这些平时彬彬有礼的“善邻”们，不管男女老幼，都会成为窥探中国人民抗日活动、侦查中国军队军事情报的“主谋、帮凶”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国内法西斯军国主义极度膨胀，当时上海日本侨民也在这种氛围中成为几十万不穿军装的“帮凶”。他们由于日常密切接触中国人，所以对周边中国人的一举一动非常熟悉，什么人说过“反日”的话，什么商店搞过“反日货”活动，哪个角落有中国军事设施，他们都一清二楚。

所以战争时期，这些日本“小百姓”通通变成“告密者”“带路人”，甚至是抓人、杀人的凶犯！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，上海的日本侨民就自发组成各种诸如“在乡军人会”、“青年同志会”“自警团”等等民间准军事化组织，在虹口借口清除便衣队到处搜捕上海市民并进行野蛮的屠杀。

仅在1月29日，日本侨民组织，就自发抓捕了300多个上海市民，污蔑他们抗日分子，送进日本宪兵队。他们冲进北四川路五洲大药房，以该药房曾经搞过“抵制日货”为由，将老板店员统统抓捕。

这些无辜中国人被送进日本军营，日军甚至“鼓励性”“嘉奖性”的放任这些日本“平民”亲自拷问、甚至屠杀这些可能还是他们邻居的中国人。

这些“和平居民”此刻个个就变成恶魔，手段残忍不亚于日军，甚至十几岁的日本青少年都会犯下毒打、屠杀、强奸等罪恶，手段甚至比大人还残忍变态！

如果仅仅是帮凶，破坏力还不算太大，最可恶的是，一些具有日本传统“浪人”一般野心勃勃的日本侨民，甚至会不满日本政府的侵略力度不够！他们竟然敢于策划“先天下之先”阴险罪恶的“苦肉计”，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做“导火索”，酿出“事端”，然后逼迫日本政府出兵“膺惩”。 著名的“日本和尚”被中国抗日军民殴打致死的“三友事件”就是这样的“苦肉计”。

所以说，日本侨民一旦被形势驱使，就会一夜间变成比军队还要邪恶歹毒的势力，这一点，不仅抗战时期是如此，就是世界和平的今天，在中国的日本人频频闹成自发自费充当“间谍”的案例，依然层出不穷，这是其他国家民族的人群罕见的！值得中国人警惕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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